【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系列讲座】刘进田教授作题为《学术研究：情怀与方法》讲座

为深入推进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工作，9月12日晚，入学教育系列讲座第一讲在雁塔校区人权研究中心一楼报告厅举行，新蒲京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进田为新生作题为《学术研究：情怀与方法》的专题讲座。本场讲座采取线下与线上直播同步的方式进行，2023级雁塔校区新生代表现场参加讲座，长安校区研究生通过线上参加。研究生院院长常安教授主持。 刘进田认为，学术研究必须具有学术情怀与学术方法。他围绕研究生要具备的“五大”学术情怀展开阐述，即“爱”的学术情怀、“乐”的学术情怀、“真”的学术情怀、“善”的学术情怀、“圣”的学术情怀。他强调学术研究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即培养思维能力、写作能力、演说能力三种能力和最终实现完善自我、贡献社会的一种境界。 常安在总结时对刘进田老师本场精彩的高质量讲座表达感谢。他表示，今后研究生院将继续做好学术讲座和系列读书会活动，打造品牌，为研究生搭建更多、更高质量的学术提升平台。 讲座结束后，博士新生代表向刘进田老师献花以表达感谢。 （供稿：研究生院 党委研工部）

副校长张荣刚一行参加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

8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主办、吉林大学承办的“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暨第一届数字法治大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副校长张荣刚应邀参加本次会议。 本届年会主题是“数字中国的法治模式”。开幕式由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姜伟主持。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苏军，吉林省法学会会长马俊清，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任刚，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郑万和，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何志鹏出席并致辞。 开幕式后，年会以主论坛和分论坛结合的形式进行，新蒲京博士研究生尉钏在第六分会场作题为《完善网络交易平台法律责任体系的思考》的主题发言。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新蒲京娱乐场8305等三十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腾讯、阿里巴巴、新浪等司法实务界人士，共计400余人参会。 【供稿：商学院（管理学院）】

第二届留日青年刑法学者学术论坛召开

8月22日，第二届留日青年刑法学者学术论坛在新蒲京长安校区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召开。本次论坛由新蒲京刑事法学院、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企业合规研究院、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以及陕西金镝（榆林）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论坛以“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为主题，下设“特色主题演讲”“日本新近刑法理论介绍”“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与实质”“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罪刑法定原则与个罪研究”五个分论坛。 校长范九利致欢迎词。他表示，“留日青年刑法学者学术论坛”的创设，为推动中国刑法学术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来自全国知名学府的青年刑法学者相聚一堂，砥砺学问，增进友谊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他介绍了学校校史、红色基因育人、学科特色和刑事法学院教学科研等有关情况。他指出，近年来，学校依托刑事法学科团队，设立了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企业合规研究院、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等智库平台，为中国刑法学的理论发展和西北地区法治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希望各位优秀青年学者既能够在学术上有所收获，为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理论支撑，也能够加深对于新蒲京娱乐场8305的了解，继续关心、支持新蒲京娱乐场8305的建设发展。 新蒲京刑法学科带头人、陕西省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政勋教授，论坛发起人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付立庆教授，陕西金镝（榆林）律师事务所主任任亚林作了发言。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海道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和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及新蒲京部分教师代表共计60余人参加。 （供稿：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信访与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召开

7月14日，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新蒲京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陕西省社科界第十七届（2023）学术年会分会“信访与社会治理”学术会议召开。陕西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红霞，副校长马朝琦出席。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院长姬亚平和西北大学张炜达教授共同主持。 高红霞表示，在新形势下积极推动信访与社会治理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探索的重大课题，希望与会专家围绕会议议题充分交流，推动提升服务“信访与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的能力和水平。 马朝琦表示，近年来新蒲京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凝练布局学科方向、整合培育学科团队，全面推进科研服务社会，扩大智库成果产出。祝愿本次学术研讨会在更加深入的团结合作中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推动信访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发展。 西安市信访局副局长段淑娟、新蒲京教务处处长李大勇、中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彭中礼、《法律科学》主编杨建军先后作主旨发言。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办、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市信访局、西北大学、中南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及新蒲京教务处、《法律科学》编辑部、高等教育研究所、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等相关单位专家学者与会。 【供稿：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

“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学术研讨会在新蒲京召开

7月15日-16日，由新蒲京和平安银行西安分行主办，商学院、个人债务与金融纠纷法治研究中心承办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学术研讨会在新蒲京召开。副校长张荣刚，平安银行西安分行副行长傅乐，西安市智慧枫桥商事调解中心主任张荣格出席并致辞，商学院党委书记赵参主持。 张荣刚认为，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问题研究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本次研讨会通过探讨金融纠纷成因及其阶段性新特点，多维度探究现阶段金融纠纷多元化解路径，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傅乐介绍了平安银行西安分行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的新探索及显著成效。傅乐表示，将继续深化与新蒲京娱乐场8305在金融纠纷化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合作，积极开展更为丰富与广泛的合作交流。 张荣格介绍了西安市智慧枫桥商事调解中心的成立背景及调解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她说，新蒲京娱乐场8305拥有十分丰富的理论研究储备和研究积累，期待与新蒲京娱乐场8305保持通力合作、相互交流。 主题报告阶段由商学院院长李晓宁主持。邀请到上海政法学院张继红教授、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胜、北京联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CEO谭砢和商学院王卫东教授作主题报告。 在分论坛中，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互联网金融纠纷多元化解”“金融消费解决机制”“数字金融的协同治理”“数字金融与大数据审计”等议题对金融领域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寻找推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的思路和举措。 此次“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提升了化解金融纠纷领域的理论深度，总结了实践中卓有成效的新经验，为持续推动我国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新思路。 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的法学、经济学、管理学专家学者，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平安银行西安分行等实务部门专家及新蒲京师生，共百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 （供稿：商学院）

新蒲京人权研究中心参与承办“《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三十年：中国探索与经验”主题边会

7月14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届会议期间，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和新蒲京人权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三十年：中国探索与经验”主题边会在日内瓦举行，部分与会嘉宾在线上参会。有关专家就《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中国实践、生存权与发展权理念、人权的国际合作、少数群体权利保障等议题展开研讨。新蒲京人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钱锦宇教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哈冠群博士，人权研究中心讲师杨博文博士、倪文艳博士，人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姝琪参会。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鲁广锦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特别是把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与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努力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不仅符合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的发展，必将为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钱锦宇在发言中表示，单向度的西方人权文明一元论否定人权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人权文明发展的无限性。而人权文明的中国形态是人权文明多元论的具体表达与实践，其核心内涵是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以合作促发展，塑造人权文明多样性。 哈冠群认为，作为全球人权治理的中国方案，近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广泛深入的合作，成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生动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保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倪文艳认为，中国通过法律的完善和探索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制度以及法律和制度的有效实施，实现了对少数民族发展权的全面、实质、有效保护。 杨博文认为，人权的个体化保障模式不限于以司法方式保护人权，也不限定被保护者的资格。人民性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我国的诸多民生保障政策正是以体系化的方式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人权。 王姝琪认为，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是中国立法坚持以人为本、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生动体现。无障碍服务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是我国无障碍环境造福全社会的应有之义。 （供稿：人权研究中心）

【西北法治文化论坛第2期】於兴中教授作题为“数字法治的基本原则探析”讲座

7月12日上午，“西北法治文化论坛”第2期在新蒲京雁塔校区举行。澳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於兴中教授作题为“数字法治的基本原则探析”讲座，法律、科技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李其瑞主持。 於兴中从数字法治的概念入手区分了数字的法治和数字时代的法治，将数字法治的基本原则提炼为数字权利原则、数字正义原则、平等原则、合法性原则、数字主权原则、安全原则、问责原则、透明原则、协同治理原则、科技原则等，并逐一讲解了各个原则的内涵。 法治学院法律硕士教育学院严存生教授、邱昭继教授、王进博士、王金霞博士、齐伟玲博士，人权研究中心赵小静博士等师生围绕数字法治的特点、数字法学发展、数字法治人才培养、数字立法、数字权利等问题与於兴中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於兴中的讲座提纲挈领、把握前沿、内容丰富、讲授生动，为新蒲京师生介绍了数字法治的前沿动态，提供了研究数字法治的新思路。 （供稿：高等教育研究所 法律、科技与人文高等研究院）

【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系列讲座】刘进田教授作题为《学术研究：情怀与方法》讲座

为深入推进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工作，9月12日晚，入学教育系列讲座第一讲在雁塔校区人权研究中心一楼报告厅举行，新蒲京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进田为新生作题为《学术研究：情怀与方法》的专题讲座。本场讲座采取线下与线上直播同步的方式进行，2023级雁塔校区新生代表现场参加讲座，长安校区研究生通过线上参加。研究生院院长常安教授主持。 刘进田认为，学术研究必须具有学术情怀与学术方法。他围绕研究生要具备的“五大”学术情怀展开阐述，即“爱”的学术情怀、“乐”的学术情怀、“真”的学术情怀、“善”的学术情怀、“圣”的学术情怀。他强调学术研究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即培养思维能力、写作能力、演说能力三种能力和最终实现完善自我、贡献社会的一种境界。 常安在总结时对刘进田老师本场精彩的高质量讲座表达感谢。他表示，今后研究生院将继续做好学术讲座和系列读书会活动，打造品牌，为研究生搭建更多、更高质量的学术提升平台。 讲座结束后，博士新生代表向刘进田老师献花以表达感谢。 （供稿：研究生院 党委研工部）

【西北法治文化论坛第2期】於兴中教授作题为“数字法治的基本原则探析”讲座

7月12日上午，“西北法治文化论坛”第2期在新蒲京雁塔校区举行。澳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於兴中教授作题为“数字法治的基本原则探析”讲座，法律、科技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李其瑞主持。 於兴中从数字法治的概念入手区分了数字的法治和数字时代的法治，将数字法治的基本原则提炼为数字权利原则、数字正义原则、平等原则、合法性原则、数字主权原则、安全原则、问责原则、透明原则、协同治理原则、科技原则等，并逐一讲解了各个原则的内涵。 法治学院法律硕士教育学院严存生教授、邱昭继教授、王进博士、王金霞博士、齐伟玲博士，人权研究中心赵小静博士等师生围绕数字法治的特点、数字法学发展、数字法治人才培养、数字立法、数字权利等问题与於兴中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於兴中的讲座提纲挈领、把握前沿、内容丰富、讲授生动，为新蒲京师生介绍了数字法治的前沿动态，提供了研究数字法治的新思路。 （供稿：高等教育研究所 法律、科技与人文高等研究院）

【西北法治文化论坛第3期】彭中礼教授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司法政策变迁史”讲座

7月13日晚，中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彭中礼教授在新蒲京雁塔校区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司法政策变迁史”讲座，法律、科技与人文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邱昭继教授主持。 彭中礼按照发展历史、逻辑动因和演进规律的线索讲述了党的司法政策变迁史。党的司法政策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发展阶段。推进党的司法政策发展的逻辑动因包括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时代要求、时代主题任务变化的使命要求、治国理政理念变化的方法要求、党的指导思想创新的实践要求。党的司法政策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权威追求、展现党治国理政的法治追求、贯彻党实现理想社会秩序的价值追求、落实党维护人民中心地位的实践追求。 在与谈环节，研究生院副院长、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院长马成教授，《法律科学》副主编、企业合规研究院院长付玉明教授，行政法学院副院长井凯笛副教授，法治学院讲师王进博士、王金霞博士等师生就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时期司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政策的法律地位、国家政策的概念、纪检监察政策、红色法治文化等主题进行了交流。 （供稿：高等教育研究所 法律、科技与人文高等研究院）

【“公法与人权”讲坛第45期】任瑞兴副教授作题为“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及其法治意义”讲座

7月11日晚，由人权研究中心主办的“公法与人权”讲坛第45期举行。河南大学法学院任瑞兴副教授作题为“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及其法治意义”讲座，人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钱锦宇主持。 任瑞兴以问题史的视角展开对我国人权话语权的探讨，指出人权历史叙事方式呈现了不同时空背景下，人权理论的逻辑表达、价值想象样态与意义建构模式。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在根本属性及其定位上亦有其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内在价值逻辑、全球法治理论视角、重思人权与主权之关系具有一定法治意义。非传统人权历史叙事方式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西方人权的叙事方式，更重要的是能为我国人权法治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院长魏治勋教授、法治学院 法律硕士教育学院副院长张书友副教授、人权研究中心讲师赵小静博士、法治学院 法律硕士教育学院讲师李佳飞博士与谈。 钱锦宇总结认为，任瑞兴的讲座展示出非传统人权方式所蕴含的法治意识与问题意识，展现出研究的理论性和现实性的完美结合，能为人权研究的理论构建提供借鉴意义。 （供稿：人权研究中心）

【“公法与人权”第43期】支振锋研究员作题为“单向透明——数字时代的权利保护”的讲座

6月28日下午，由人权研究中心主办的“公法与人权”第43期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支振锋研究员作题为“单向透明——数字时代的权利保护”的讲座，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常安教授主持。 支振锋研究员从人类社会的组织化历史、信息革命与社会再组织、信息社会的法治困境与权利危机和法治的自我救赎等几个方面展开主题报告。他认为，在信息革命下各类现实的法治难题面前，我们应当严格把握对科研活动的伦理与法律约束，以人的尊严、自由与权利作为信息技术的边界，实现保卫社会、保卫个体的使命。 与谈环节，李佳飞博士、徐翔博士、倪文艳博士、雷苗苗博士、付鉴宇博士分别从行政法学、纪检监察法学、人权法学等角度就数字社会下公众隐私权的保护、数字政府的建设、数字风险的防范等发表见解。博士生和研究生同学从论文选题、写作、投稿等方面与支振锋研究员展开交流。 常安教授总结认为，支振锋对当前数字社会时代的权利保护的研究值得各位老师和同学深入学习，将继续积极推动线下学术讲座的举办与交流互动。 【供稿：人权研究中心】

【“公法与人权”第42期】赵耀彤检察长作题为“基层司法治理的双重面向和解路径——以涉法涉诉信访为中心”的讲座

6月29日晚，由人权研究中心主办的“公法与人权”讲坛第42期顺利举行。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赵耀彤作题为“基层司法治理的双重面向和解路径——以涉法涉诉信访为中心”的讲座，人权研究中心倪文艳博士主持。 赵耀彤从五个精彩的案例出发，探讨基层司法治理两种麻烦与两种解决办法。在面对双方当事人已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一方毁约，不予承认已达成的合意，应当采取柔性的劝解化解矛盾；在面对不同的纠纷时，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不同、案件性质的不同以及诉求的不同，转换矛盾解决的手段和方式，而非固化甚至神化某一手段的有效性。在谈及信访问题时，他认为，信访问题的解决不仅在于信访秩序法治化这一条路径上，办案法官不能一味使用“法律暴力”，而要用人性化方式以得到上访人的信任和尊重。 民商法学院百晓锋副教授、法治学院法律硕士教育学院王斌通副教授、西北大学法学院吕康宁博士与谈。互动环节，赵耀彤耐心解答了同学们的问题，指出信访案件的处理应当站在更高的层次，运用更丰富的经验和手段处理“老大难”案件。 （供稿：人权研究中心）

【＂公法与人权＂第41期】罗圣荣研究员作题为“区域国别学争鸣与新时期中国特色创新进路”的讲座

6月27日上午，由人权研究中心主办的“公法与人权”讲坛第四十一期、“人权、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专题（八）在人权研究中心会议室顺利举行。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暨区域国别研究院罗圣荣研究员作题为“区域国别学争鸣与新时期中国特色创新进路”的讲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哈冠群博士主持。 罗圣荣研究员以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为主线，探讨国内外对区域国别学的争鸣与分歧，指出新时期区域国别学建设应转向实用主义，服务于我国现代化事业和全球治理的开放发展大局。 与谈环节，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金平教授认为区域国别学在突破学科壁垒的建设模式上有着独特优势，期望在场的同学能在学术领域实现突破。 哈冠群总结表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路径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引领性，能够为人权法学科的建设提供良好借鉴。 （供稿：人权研究中心）

副校长张荣刚一行参加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

8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主办、吉林大学承办的“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暨第一届数字法治大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副校长张荣刚应邀参加本次会议。 本届年会主题是“数字中国的法治模式”。开幕式由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姜伟主持。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苏军，吉林省法学会会长马俊清，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任刚，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郑万和，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何志鹏出席并致辞。 开幕式后，年会以主论坛和分论坛结合的形式进行，新蒲京博士研究生尉钏在第六分会场作题为《完善网络交易平台法律责任体系的思考》的主题发言。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新蒲京娱乐场8305等三十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腾讯、阿里巴巴、新浪等司法实务界人士，共计400余人参会。 【供稿：商学院（管理学院）】

第二届留日青年刑法学者学术论坛召开

8月22日，第二届留日青年刑法学者学术论坛在新蒲京长安校区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召开。本次论坛由新蒲京刑事法学院、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企业合规研究院、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以及陕西金镝（榆林）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论坛以“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为主题，下设“特色主题演讲”“日本新近刑法理论介绍”“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与实质”“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罪刑法定原则与个罪研究”五个分论坛。 校长范九利致欢迎词。他表示，“留日青年刑法学者学术论坛”的创设，为推动中国刑法学术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来自全国知名学府的青年刑法学者相聚一堂，砥砺学问，增进友谊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他介绍了学校校史、红色基因育人、学科特色和刑事法学院教学科研等有关情况。他指出，近年来，学校依托刑事法学科团队，设立了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企业合规研究院、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等智库平台，为中国刑法学的理论发展和西北地区法治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希望各位优秀青年学者既能够在学术上有所收获，为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理论支撑，也能够加深对于新蒲京娱乐场8305的了解，继续关心、支持新蒲京娱乐场8305的建设发展。 新蒲京刑法学科带头人、陕西省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政勋教授，论坛发起人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付立庆教授，陕西金镝（榆林）律师事务所主任任亚林作了发言。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海道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和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及新蒲京部分教师代表共计60余人参加。 （供稿：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信访与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召开

7月14日，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新蒲京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陕西省社科界第十七届（2023）学术年会分会“信访与社会治理”学术会议召开。陕西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红霞，副校长马朝琦出席。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院长姬亚平和西北大学张炜达教授共同主持。 高红霞表示，在新形势下积极推动信访与社会治理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探索的重大课题，希望与会专家围绕会议议题充分交流，推动提升服务“信访与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的能力和水平。 马朝琦表示，近年来新蒲京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凝练布局学科方向、整合培育学科团队，全面推进科研服务社会，扩大智库成果产出。祝愿本次学术研讨会在更加深入的团结合作中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推动信访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发展。 西安市信访局副局长段淑娟、新蒲京教务处处长李大勇、中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彭中礼、《法律科学》主编杨建军先后作主旨发言。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办、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市信访局、西北大学、中南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及新蒲京教务处、《法律科学》编辑部、高等教育研究所、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等相关单位专家学者与会。 【供稿：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

“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学术研讨会在新蒲京召开

7月15日-16日，由新蒲京和平安银行西安分行主办，商学院、个人债务与金融纠纷法治研究中心承办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学术研讨会在新蒲京召开。副校长张荣刚，平安银行西安分行副行长傅乐，西安市智慧枫桥商事调解中心主任张荣格出席并致辞，商学院党委书记赵参主持。 张荣刚认为，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问题研究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本次研讨会通过探讨金融纠纷成因及其阶段性新特点，多维度探究现阶段金融纠纷多元化解路径，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傅乐介绍了平安银行西安分行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的新探索及显著成效。傅乐表示，将继续深化与新蒲京娱乐场8305在金融纠纷化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合作，积极开展更为丰富与广泛的合作交流。 张荣格介绍了西安市智慧枫桥商事调解中心的成立背景及调解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她说，新蒲京娱乐场8305拥有十分丰富的理论研究储备和研究积累，期待与新蒲京娱乐场8305保持通力合作、相互交流。 主题报告阶段由商学院院长李晓宁主持。邀请到上海政法学院张继红教授、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胜、北京联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CEO谭砢和商学院王卫东教授作主题报告。 在分论坛中，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互联网金融纠纷多元化解”“金融消费解决机制”“数字金融的协同治理”“数字金融与大数据审计”等议题对金融领域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寻找推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的思路和举措。 此次“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提升了化解金融纠纷领域的理论深度，总结了实践中卓有成效的新经验，为持续推动我国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新思路。 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的法学、经济学、管理学专家学者，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平安银行西安分行等实务部门专家及新蒲京师生，共百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 （供稿：商学院）

新蒲京举办第二届“长安经济法博士论坛”

7月1日，第二届新蒲京娱乐场8305“长安经济法博士论坛”暨“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法保障”专题研讨会在西安举办。校长范九利，陕西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王凯华，中国银行法研究会副会长、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强力，《法律科学》主编杨建军出席并致辞，论坛开幕式由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倪楠主持。 开幕式上，范九利对与会人员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新蒲京娱乐场8305的发展历史以及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的办学特色和成绩。他表示，举办这次论坛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重要论述的有力举措。学校将继续发挥学科人才优势，为推动数字经济法学创新发展，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蒲京娱乐场方案”，贡献“新蒲京娱乐场智慧”。 王凯华在致辞中表示，论坛聚焦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法保障，意义重大。作为论坛协办方，各研究会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和实践不断引向深入，积极参与科研、教学以及社会服务工作，关注法学研究成果落地转化，不断提升智库服务水平和法律实践能力，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陕西提供智力支撑。 杨建军、强力教授分别以数字技术治理与数字法治、数字经济的运用、影响及数字经济的未来为主题进行致辞。 论坛分为三个部分，分别由陕西省法学会环境与资源法研究会会长李永宁教授、老龄法治研究会会长曹燕教授、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会会长郑艳馨教授主持。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意大利比萨圣安娜高等研究院等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8位博士进行论文汇报分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常务副主任、副编审沈丽飞等9位核心期刊编辑作为评审嘉宾进行现场打分、点评，并为论文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 闭幕式上，倪楠在总结发言中表示，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将继续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来加强青年博士间的学术交流与观点分享，不断打磨自身研究能力，深耕经济法学理论基础，聚焦前沿热点问题，共同成长，齐头并进，为经济法学科的繁荣发展贡献才智和力量。 【供稿：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副校长王健一行参加“第二届中俄法学院院长论坛”

6月24日，由黑龙江大学法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协办的第二届中俄法学院院长论坛在哈尔滨举行。新蒲京副校长王健受邀作大会主旨发言。 本次论坛以“中俄法学教育与中俄合作的法治保障”为主题，深入探讨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背景下法学教育的新思路、新路径、新举措。中俄法学教育界代表共计100余人参会。 王健作题为“深化新时代中俄法学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主旨发言，就推进新时代中俄法学教育交流与合作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两国法学教育工作者应当把握历史机遇，增进和扩大相互间的认识和了解，为开展全面深入的法学交流与合作奠定坚实的智识基础；第二，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交流与合作，为深化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和两国对外合作提供法治保障；第三，培养大批懂俄语、懂法律的专门人才是实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深入推进涉外法治工作的基础工程。王健认为，2023年2月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中国法学教育的目标设计和规划布局，为深入拓展中俄法学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南，是全面了解中国法学教育发展最新动态的一把钥匙。 法治学院 法律硕士教育学院院长陈玺教授结合科技与法治的关系，阐述了科技法治对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刻影响。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潘俊武教授、行政法学院副院长杜国强副教授与俄罗斯及国内参会高校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务实沟通，交流了法学教育、法治人才培养的相关举措，并进行了合作对接。此次论坛的积极参与将为新蒲京立足学科优势和特色、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和服务国家战略提供新思路。 （供稿：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举办“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及其价值观解读”研讨会

6月16日上午，“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及其价值观解读”理论研讨会在雁塔校区举办，研讨会由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主办。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赵馥洁先生，原校党委书记、三级教授宋觉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研讨会由中国价值哲学会副会长、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院长刘进田教授主持。 赵馥洁认为，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特色。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和文化自信。他以“中华民族先秦创新观”的高度文化自觉为中心，提出了新命价值观、新知价值观、新民价值观和新德观念。 宋觉阐发了“第二次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命题的深刻内涵和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意义，认为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刘进田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蕴含中华民族突出价值追求”为主题，指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创新性特性、统一性特性、包容性特性及和平性特性。 法治学院 法律硕士教育学院李其瑞教授阐释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和巨大同化力，揭示出中华法治文化传统十个方面的优秀要素。研究院青年学者也从不同维度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观点。 文化是时代的精神指针，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作为高校教学研究人员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部分师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供稿：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

新蒲京人权研究中心获批四项陕西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课题

新蒲京陈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优秀”结项等级

日前，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消息，新蒲京法治学院陈玺教授主持的《宋代诉讼惯例研究》获得“优秀”结项等级。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诉讼惯例研究》（16XFX002）是陈玺教授继《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入选201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后，关于中国古代司法研究的又一力作。《宋代诉讼惯例研究》分为绪论、总论、各论、结论四部分，合计16章，46.7万字。各编之下设章、节，并于每章结尾设置“小结”。该书立足中国古代诉讼规则的生成、发达与运行，以两宋时期（960年—1279年）为历史剖面，以诉讼文明为研究视阈，以诉讼惯例为具体对象。通过勾勒宋代诉讼法律文明的历史图景，诠释诉讼惯例、诉讼制度、诉讼观念、诉讼文化等元素的交互关系。经由系统考察唐宋时期诉讼规则继受与变革的时代背景、历史轨迹与后世影响，最终查明我国固有诉讼规则之发展规律、适用状态、演进模式、转型格局等，为全面依法治国伟大方略的实现提供理论诠释和历史镜鉴。 （供稿：法治学院）

【民主与法制周刊】谢觉哉：廉洁奉公的楷模 秉公执法的典范（汪世荣）

《红色法律专家》系列报道之二 谢觉哉：廉洁奉公的楷模 秉公执法的典范 谢觉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法学的开拓者、人民代表大会创造者、人民政权建设者。谢觉哉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央党校副校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为共和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谢觉哉和夫人王定国育有5子2女，除长女谢宏生前是财政部一位处长外，其余都是普通的干部、职工。夫人王定国，被称为百岁女红军，晚年发起并成立王定国扶贫基金会。长子谢飘退休前在原国家外贸部工作，退休后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担任王定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 2021年7月14日，在《民主与法制》周刊谭则章的陪同下，笔者采访了谢飘先生。从早上10：30至中午13:30，三个多小时的访谈，82岁的谢飘老人深情回忆了谢觉哉生活、工作中的细节和轶事以及为党为国呕心沥血的奋斗历程。谢觉哉是人民的好公仆、好法官，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和建设事业。谢觉哉民主法治思想对人民政权建设、人民司法建设，产生过重要的指导意义，至今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 孜孜不倦勤勉尽责为人称道 谢觉哉（1884-1971），名维鋆、字焕南、别号觉斋。清宁乡县九都沙田兰馥冲（今湖南省宁乡市沙田乡堆子村）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父母兄弟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母亲姜氏经常给他讲惩恶扬善的故事，“应该做好人”“为人办好事”，良好的家庭教育深植心灵。在堆子山兰馥冲“谢觉哉故居”，保留有谢氏家族的祖训家规，包括了为人处世的准则：爱祖国、孝父母、敬长辈、睦族邻、为友恭、重育人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谢觉哉与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并称“宁乡四髯”。陕甘宁边区时期，谢觉哉与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并称“延安五老”。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谢觉哉考取秀才。宣统三年（1911），考入湖南省立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先后在云山中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走上革命道路。曾协助毛泽东、何叔衡举办平民夜校、工人夜校。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开始更多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各种进步刊物。1924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实行国共合作。同年，谢觉哉加入国民党。先后主编《湖南半月刊》《湖南农民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国在这十年内若不振兴，必至亡国，说不定至于灭种，万不能在这要生不生要死不死的路上停滞。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许党。”表明谢觉哉从事革命工作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情感真挚。1931年谢觉哉在湘鄂西苏区工作，1934年后调中央苏区，任毛泽东的秘书，后当选为中央民主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1934年，谢觉哉与董必武、徐特立等一起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他老当益壮，以苦为乐，经常给战士们讲故事、说笑话，鼓舞大家奋勇向前。经过367天长途跋涉，红一方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因为镇上只有11户人家，无法满足七千人住宿，红军将士们大都露宿野外麦地。谢觉哉回忆当时情景与感受，吟诗一首：“露天麦地覆锦裳，铁杖为桩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 长征到达陕北后，谢觉哉历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秘书长、司法部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审计委员会主任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驻兰州代表。1938年9月回到延安，先后担任西北区中央局副书记、边区政府秘书长、中央党校副校长、参议会副议长、党团书记。他在《参议会发言提纲》中，建议把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使代议制的咨询机关转变成为权力机关，要求“运用民主到人民大众的各个生活部分去”，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机关。毛泽东回信说：“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从而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我国根本性的民主制度。1946年，谢觉哉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组织起草宪法、刑法、民法等法律。“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的诗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觉哉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定位内务部的工作是：“上为中央排忧，下为群众解愁。”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上，谢觉哉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4年，谢觉哉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71年6月15日病逝，终年87岁。生前著述颇丰，已经整理出版的有《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杂文选》《谢觉哉诗词选》《不惑集》《一得书》《谢觉哉书信集》等。 推动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成就斐然 1936年6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机关由瓦窑堡迁到宝安县（今志丹县），作为办事处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参与领导县、乡两级政府的民主选举。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成立后，谢觉哉长期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民主选举过程中，结合陕甘宁边区的特殊情况，他创造了“投豆子选举法”“香头烧纸选举法”，使不识字的农民都能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民主政治的作用，提高群众的思想观念。1941年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编辑出版的《陕甘宁边区乡选总结》，收录了宣传、普及民主政治、民主观念的民歌，包括《选举要认真》（顺天游调）：“田禾儿青青忙锄草，选举个代表也重要。不要说选举不关你，坏蛋当选人人都受欺。选举票上面要认真，好人坏蛋细分清。众人当中挑出能干的汉，大家的事情交他办。众人当中选个女代表，男女平等要做到。”《选举小调》：“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是为了老百姓。咱们要选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还不耍私情。选举不分什么人，男女贫富都平等。自己来管自己事，不许任何人贪污欺压老百姓。”歌曲尤其是民歌的哼唱，无需识字为条件。针对陕北人民流行民歌的地方特点，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填词、谱曲，口耳相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民主政治成为陕甘宁边区人民讴歌的对象：“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就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的意义，谢飘先生指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是数千年来，中国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手，按自己的意愿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的创举！” 民主政治极大激发了解放区人民的政治热情，调动了解放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创造性，民主政府及其形成的“十个没有”（1940年，毛泽东主席在群众集会发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演讲，指出：“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表明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治理与国统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效，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针对历史上“苛政猛于虎”的教训，谢觉哉关照边区群众的实际生活，主张边区政府务实的作风，被有些人批评为“施仁政”。但他坚持倡导边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关心边区群众的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对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边区政府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谢觉哉所强调的“人民政府”服务人民的思想，也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努力的方向。 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是谢觉哉工作生活的写照。他给家乡的儿子们写信描述自己的生活：“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教育子女要做“有用”的人，不是“做官”而是对国家、对人民做有益的工作，要求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谢觉哉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先后于1957年、1960年和1961年三次回到宁乡视察，对地方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提出批评和建议。例如，看到森林被破坏，提倡植树造林，要树立爱小树如爱小孩儿、爱大树如爱老人的思想。看到一条河上的石桥久毁未修，而通往他家的小路，却扩建成公路，极不高兴地说：“为我一人修路，何不替群众搭桥！”看到妇女参加集体劳动，喂奶要扣工分，建议生产队的管理要改革，以照顾妇女的特点。正是这些一点一滴的要求，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严于律己的高尚品格。 谢觉哉生活简朴，平易近人，有写日记的习惯，时常长久伏案工作。谢飘回忆道：“记忆中，父亲整天埋头写作。而且，母亲下地干活儿，父亲左右腿上各放一个孩子，边哄孩子边写作。记得有一次父亲骑马回家了，我要骑马玩，父亲就把我放在马背上，牵着缰绳在院子里转。忽然间，他想起了什么事，需要记录，就放开缰绳去了书房。马离开院子，越过水沟，将我从马上甩下，掉在水沟里，磕破了额头。后被大人们发现救起，按照当地的土方，挤点大人的奶水，往磕破的地方涂抹一下，就算进行了治疗。”谢觉哉日记详细、具体，记录了诸多重大事件，成为党史研究重要的珍贵史料。例如，关于描写陕甘宁边区自治制度的《张家仡佬村村民公约》，就能反映当时村民自治取得的巨大成就：“全村人，勤生产，丰衣足食，生活美满；不吃烟，不赌钱，人人务正，没个懒汉；不吵嘴，不撕斗，邻里和睦，互相亲善；多上粪，仔细搂，人畜变工，大家方便；秋地翻，锄四遍，龙口夺食，抢收夏田；婆姨们，多纺线，不买布匹，自织自穿；多栽树，多植棉，禾苗木树，不准糟践；识字班，好好办，不误生产，又把书念；抗工属，优待遍，吃的又饱，穿的又暖；公家事，认真干，公粮公款，交纳在先；生产事，议员管，服从检查，接受意见；好公约，要实现，谁不遵守，大家惩办。”公约不仅明确了其作为村民守则的性质，列举了具体、详尽的村民行为规范内容，而且对村规民约独特的实施方式作出了说明。 参与立法活动 领导人民法院工作 探索人民司法道路 1945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边区政府成立了宪法研究会，谢觉哉为负责人，进行新民主主义宪法的起草工作。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全文共分5个部分、24条，规定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政权组织形式和各项基本政策。文中规定：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为人民管理机关，人民按普遍、直接、平等及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各级代表，组成代表会议，各级代表会议选举同级政府，政府向同级代表会议负责。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 谢觉哉作为中央法律问题研究会的主任委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观点：“中国要有自己的立法原则。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合情合理，即是好法。”“新的法律，不只内容要冲破旧的范围，而且形式也不能为旧的形式所拘束，要使广大人民能够了解。”1948年8月，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谢觉哉担任政府委员、司法部部长，开办司法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司法干部。新中国成立前夕，接收北平后，将原朝阳大学改为中国政法大学，谢觉哉兼任校长，为全国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 1959年，75岁的谢觉哉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上任后，有人相劝：“谢老，您的年岁大了，法院的工作挂个名算了。”谢觉哉回答：“法院的工作是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是极其严肃的工作，杀一个人是容易的，而不错杀一个人就不容易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能靠名吃饭的，个人也不需要什么名，而要多务实。挂名怎么行啊！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人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账，我怎么得了呀！”他还强调：“杀人一定要慎重，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杀掉了不能再安上，我们一定要对人民负责。”谢觉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能够强调“不错杀一个人”“对人民负责”，无形中为人民法院的工作确立了严格的标准。 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谢觉哉先后视察了18个省、自治区的71个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中国古代就有上级官员到所辖监狱进行录囚的传统，深入监所，发现冤情，重新审理，予以平反。谢觉哉往往通过调卷审阅的方式，对有些案件提出疑问，经过进一步调查，使案情水落石出，查明事实，平反冤案。例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报的一起死刑核准案件，案情是：老百姓遭灾，没有粮食吃，上山捡蘑菇充饥。有一地主成分的妇女捡得的蘑菇最多，交给大食堂。当天，她在食堂烧火，参与做饭。蘑菇煮熟后，大伙抢着吃，她却不吃。结果，一些吃蘑菇的社员中了毒。大家怀疑是她搞鬼，抓起来移送司法机关。司法机关认为她是地主的老婆，自己又没有吃蘑菇，是在进行阶级报复，经过层层审批，判处死刑，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对于这样的案件，谢觉哉很快就发现了疑点：虽然该妇女自己没有吃野蘑菇，但烧火做饭，始终没有离开现场，这与一般的投毒案件嫌疑人试图千方百计隐匿明显不同。而且，既然是食用了野蘑菇中毒，是否误食？该妇女仅仅在烧火，洗菜、做饭还有多人参加。现实中，因为乡民采摘野蘑菇食用，中毒的事件并不少见。该妇女是否认识野蘑菇？作案的动机如何？如此等等，案卷都没有说明。案件发回重审后，查明：这个妇女的确不会辨认蘑菇有毒无毒，她在食堂里只烧火不吃饭，是因为已经在家里吃过了。法院于是撤销此案，将她释放。 司法工作中如何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谢觉哉作出了示范。他到陕西调研，平反了“王为业反革命案”。该案的案情是：某县法院认为，王为业趁整风之机，向毛主席、周总理和全国人大写了十几份信，谩骂领袖，攻击党的政策，判处10年有期徒刑。王不服上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判决过轻，改判20年。他抗拒改造，又加刑4年。王为业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写了控诉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将其改判为死刑。谢觉哉认为：“人民群众对公社化、大跃进有不同意见，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这有什么罪？”他建议有关法院对此案重审。当时有人怕重审此案犯右倾错误，顾虑较大，谢觉哉说：“如果不重审，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后人翻看案卷时，会说你们这个时代是什么社会？写信都有罪，上诉还加刑，这可怎么得了？”王为业终于无罪释放。难能可贵的是，为了不让有关人员受连累，他特地在案卷上注明：“此案是谢觉哉改的！”谢觉哉以实际行动表明，司法人员只有勇于担当，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最终作出公正的判决。 谢觉哉一生光明磊落。对于当年敏感的潘汉年案，他向最高人民法院承办该案的工作人员表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司法人员虽然无奈，但也保持了应有的职业操守。谢觉哉晚年自咏诗云：“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辛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可谓荡气回肠，展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作者汪世荣，系新蒲京娱乐场8305校长助理、法治学院教授，该文系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新蒲京娱乐场8305基层社会法律治理创新团队成果）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28期

【民主与法制周刊】马锡五：平民法官“马青天”（马成）

《红色法律专家》系列报道之八 马锡五：平民法官“马青天” 马锡五(1899—1962),本名马文章,陕西省志丹县人。1930年,他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红色游击队。1933年，习仲勋和张策等在南梁领导开辟革命根据地，马锡五负责军需工作，战乱年代全部物资都是马锡五一人经手，被刘志丹称为“红军中的大能人”。1935年，任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长；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初，任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马锡五任专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各分区设立高等法院分庭,由各分区专员兼任分庭庭长,时任陇东分区专员的马锡五把这个兼职实实在在地做起来,不单抓生产、管政务,还亲自断案。其夫人李春霖（1909－1993）系中央民族学院（后改为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夫妻二人共同生养三名子女：长女马小林（1942年出生）、儿子马秦宁（1944年出生）、小女马延林（1949年出生）。 1943年，毛泽东同志曾题字：“马锡五同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马锡五从出身贫寒的农民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传奇经历，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注重以调解方式处理民间纠纷,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办案方法,成为司法战线上有杰出建树的领导者和开拓者，为中国革命和党的群众路线、司法路线建立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办案中的许多做法，已经成为人民司法事业最可宝贵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人们亲切地称他为“马青天”。 人民公仆：甘当“农民佬”不当“地方官” 马锡五出身于贫农家庭，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革命干部，他熟知地方民情、百姓疾苦，也熟稔与群众沟通交流的方式。马锡五虽是陇东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他和国民党的专员可不一样。他从不坐在城中的办公楼里等着看案件的卷宗,要想找到他,必须到田间地头去,因为扛着镢头下乡,才是“马专员”的工作风格。 在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期间,马锡五总是深入到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中,在和群众聊天、劳作中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他的法庭常常设在案发地点,哪里有案子,他就到哪里向当事人直接取证。 有一次，马锡五参与西北行的调研，途经六盘山时，看到当地村庄破落，群众吃不饱，没衣服穿。他当即要求停留在村子里，和当地群众一起劳动，一边访贫问苦。他握着地区领导的手沉痛地说：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老百姓生活还不如当年老区了，要善待百姓啊！要帮助群众尽快尽早脱离贫困。为表示心意，他让秘书把他当月三百多元的工资，分发给那些贫困的群众，帮助解决他们生活的一些困难。 不仅如此，马锡五还从小教育孩子不能特殊，要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让孩子住在农村农民家里，多多向农场的工人学习农业知识与参加劳动。 马锡五经常以普通工作人员身份到基层调研，了解民情。他坚持走出衙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民意，把政府法令、群众意见和民间习俗结合起来，不以“钦差大臣”的态度发号施令，不板面孔、不摆架子、不当“官”和“老爷”。 有一次，马锡五到安徽蚌埠检查基层法院工作，他以最高法院普通工作人员“马文章”的身份到了蚌埠法院，传达室说招待所已住满。于是，他就住在法院传达室人员休息的房间里。 时任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在《贯彻司法工作正确方向》的讲话中，结合“马锡五审判方式”，总结了边区司法工作的新经验。他指出：“中国这个社会，老百姓怕‘官’，怕‘老爷’，是见惯了的。但在我们这里，假如有一个司法人员，仍然是‘断官司’‘过堂’，板起面孔，摆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当一方有意见，有冤屈向你上诉时，应该细心地听，等到他讲完了，然后根据实际的情况，慢慢地向他解释。” “马锡五审判方式”坚持实事求是、采用谈话方式、重在询问查证、调解和就地审判。这也是其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在解放区广泛推广，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影响我国民事诉讼的根本原因，也是他新时代价值的精髓。 马锡五曾经说:“当审判工作依靠与联系人民群众来进行时,也就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不论如何错综复杂的案件或纠纷,也就易于弄清案情和解决。”“三个农民佬，胜过地方官。”他把党的群众路线方针贯穿到自己的工作中,在调查时善于依靠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从而得以最大限度地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在切实了解案件本身情况的同时,他还广泛听取广大群众对案件的看法和处理意见,供审判时加以斟酌,既保证了案件审理的正确性,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他摒弃坐堂问案的审判作风,诉讼手续简便易行,不拘形式,方便群众诉讼,充分体现“人民公仆”的本色。马锡五定期巡视所属各县,他为人随和,没有架子,不管早晨晚上、地头河边,随时随地同群众谈话,了解案情,受理案件。审理封捧儿案时,就是在一棵大树下。 马锡五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他的最大特点是群众观点强，同群众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他常说：“走群众路线最主要的是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如果听不进群众的意见，听不进刺耳的话，还有什么民主，还说什么群众路线。” 马锡五的儿子马秦宁接受采访时说：“父亲常说，‘苍天在上，人民为大。’‘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对人民群众反映的事情，一定要认真了解’。” 司法公正：“放羊倌”成了“马青天” 马锡五从小就在家务农，替村里的富户放羊。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下级干部密切合作，悉心倾听群众意见，依靠娴熟的群众工作方法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支持，此后巧断了许多积案、冤案、无头案，深得群众的信赖。由于各种封建陋习仍然根深蒂固，群众受教育程度不高，对边区政府颁布的法律条例理解不够充分。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在审理诉讼案件时必须深入到群众当中,宣传党的政策，解释相关法律条文，倾听群众意见，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到司法程序当中，为处理各种案件打实群众基础。 封捧儿与张柏一道长大定了娃娃亲，封彦贵看到女儿与张家的婚事将近,开始后悔当初订婚时没有收彩礼,便以当时的“婚姻自主”为借口,提出与张家解除婚约,私下将女儿许配给城壕南塬的张宪芝之子,并收取了法币2400元、银洋48块的彩礼。 1943年5月9日，封捧儿找到庆阳马锡五家，要状告自己的父亲。听完陈情，马锡五对她说：“真正自由自主的婚姻是不能废除的。你做得对，为边区妇女废除封建包办婚姻带了个好头，政府是会支持你的。” 1943年7月1日，马锡五在华池县政府外召开群众大会，公开重审封捧儿婚姻案：封捧儿与张柏的婚姻有效。封父包办买卖女儿婚姻，判处苦役三个月，没收彩礼所得。参与抢婚的张家人判有期徒刑、苦役三个月至两年半不等。事后，马锡五考虑到事出有因，又向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请求减轻刑罚，以假释、缓刑将人都放回了家去。公开宣判封捧儿婚姻案，充分显示了抗日民主政府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让当事人和广大群众心服口服。 1945年秋天，陇东专署的干部在农场秋收刨洋芋，有几个服刑人员做帮手。马锡五担着一担洋芋下山，服刑人员苏发云抢过扁担挑在肩上，向他说起自己的冤屈。原来苏发云卷入了一起杀人案，他与被害者孙某有过矛盾，又被目击与被害者同行，且苏家的炕上、地下与斧头上都有血迹，县司法处便以杀人嫌疑将苏家三兄弟逮捕。秋收结束后，马锡五重调了此案的卷宗，带着干部下乡去核对材料与证据。“结果证明：苏发云家离杀人现场有二十多里，如果是在苏家杀死的，以时间计算不可能把尸体移送这样远；其次，苏发云与被害人孙某同行和以后分路都有人证明；此外，查明苏家炕上的血是产妇生孩子的血，地下的血是苏家有人流的鼻血，斧头上的血是杀羊时糊的血。而孙某的被害，查明是一拐骗犯杜老五所为……苏发云兄弟三人无罪释放。” 马锡五是极重证据的人，屡次批评“坏审判作风”：主观臆断、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轻信口供不重证据。他曾写文道：“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审理工作最重要的是对证事实，综合研究，然后引证法律，作出无可置疑的判决。” 1944年6月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关于普及调解、总结判案、清理监所指示信》中指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是与调解结合的，这是一个大原则，为群众又依靠群众的大原则。”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深入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马锡五审判方式真正做到了公开公正司法，维护群众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锡五走上司法审判道路时已经是陇东行署专员，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领导，属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马锡五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案情，符合中国百姓传统的清官喜欢微服私访的良好愿望，深入了解联系群众也是共产党的传统和工作要求，因此为马锡五赢得了“马青天”的美誉。 1962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谢觉哉同志为悼念马锡五写的挽诗，挽诗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对马锡五的赞颂和怀念：“你是从群众泥土里长出的一棵树，群众泥土是你智慧的源泉，多少人民叫你‘马青天’。你一些好的判例并未完全搜辑，《刘巧儿》只是个小小的流传。病，夺去了你的生命，你的品质、智慧、作风，永远留在同志们的心田。” 深入调查：昔日“衙门”变“民门” 马锡五带着通信员去庆阳县桐川乡检查工作。 马锡五进村后,就找人拉家常，他牵着马,一路走,一路同群众交谈。他关切地询问群众的生产、生活和一切群众关心的事情。结果,在同群众的聊天中,他得知了一件可疑的事情。 有一个姓杨的木匠,为人忠厚老实。一年前,杨木匠姓赖的媳妇突然告诉乡亲们说,杨木匠跟一个朋友合伙到西峰卖毛驴去了。几天后,杨木匠的媳妇又拿了一封丈夫写来的回信说,杨木匠自己已在国民党军队当了兵。不久,她就和一个外乡来的年轻人结了婚,过起了夫妻生活。马锡五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感到此事疑点重重:一是杨木匠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手艺人,边区政府为了发展生产,严禁将毛驴卖出去,卖毛驴是件犯法的事情,违者要受到政府的处罚，为什么会做犯法的事情?二是姓赖的媳妇得知丈夫当了国民党兵,为什么不叫人去找,还要同别人结婚?又想到在一孔破窑洞前,发现了一个怪现象:一群乌鸦,聚在那孔破窑洞的周围乱叫。他知道乌鸦这种鸟喜欢吃腐尸烂肉,而且对人或动物的尸体气味比较敏感,田野里只要有了死老鼠、死狗、死猫之类的东西,一定会引来成群结队的乌鸦,有时在新坟的周围,也会出现乌鸦聚会的场景。由此推断,那个破窑洞的枯井里一定埋了什么,说不定就是那个杨木匠的尸体! 为了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马锡五不动声色地叫来几个乡亲,拿着铁锨镢头,到村外那个破窑洞的枯井中挖了起来。挖了不到三尺深,下面出现了一些软绵绵的胡麻柴。当乡亲们扒开胡麻柴后,不禁吃了一惊:井里竟然藏着一个男人尸体。乡亲们仔细辨认,正是一年前失踪的杨木匠。 马锡五立即将那个姓赖的媳妇抓来审问。那女人一见杨木匠的死尸,顿时吓瘫在地,供认自己通奸并伙同奸夫谋杀杨木匠的事实,一件疑案终于真相大白了。 后来,陇东分区法庭进行了公开审判,判处奸夫死刑,给那个姓赖的媳妇判了个无期徒刑。杨庄的乡亲们见马锡五查清了疑案,为死者申了冤、报了仇,感恩不尽。 1944年8月至9月,马锡五在陇东镇原、曲子、环县3县巡视检察司法工作时,采用就地和巡回审判方式,客观、民主、公正地解决了6个案件。在处理镇原县新集二区余家湾的土地纠纷案时,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坚持以法律为原则,对案件客观公正地作出判决,使这场拖延多年的纠纷迅速得到圆满解决。在曲子县视察工作时,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亲临现场勘察,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纠正了曲子县司法处错判的苏发云“谋财杀人案”,使这个疑难案件最终真相大白。 在马锡五这种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影响下,陇东的司法干部调查研究蔚然成风,改变了以往以坐堂问案为主的审判方式,审判人员走出法庭亲赴诉讼争议地点,依靠群众就地审判。审判方式和作风焕然一新,解决了一大批遗留多年的案件。 习仲勋指出，我们的司法工作人员，必须要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的决心。这些讲话，既是对边区司法工作的总结，也是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推广。 1944年1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报告中说：“诉讼手续必须力求简便,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解放日报》发表题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的社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被总结为三点:第一,它是深入调查的。第二,它是在坚持原则、坚持执行政府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生活习惯及维护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解的,是善于经过群众中有威信的人物进行解释说服工作的。第三,它的诉讼手续是简单轻便的,审判方法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的。 1945年1月13日，《解放日报》刊发的《新民主主义司法》一文中,马锡五审判方式被总结为八点:(一)走出窑洞到出事地点解决纠纷;(二)深入群众,多方调查研究;(三)坚持原则,掌握政策法令;(四)请有威信的群众做说服调解工作;(五)分析当事人的心理,征询其意见;(六)邀集有关的人到场评理,共同断案;(七)审案不拘时间地点,不影响群众生产;(八)态度恳切,使双方乐于接受审判。 1949年，马锡五面对延安大学学生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提问,他的回答是:第一,尊重群众意见。而针对民事和刑事案的区别,对群众意见的采纳程度是不同的:“对刑事案件是十分慎重的,对民事案件则是尽量采纳的。”第二,就地审理。一个推事,一个书记,带上笔墨案牍,走到任何一个乡村,便可以就地开庭了。但对于重大且案情复杂的案子,还是不采用这种方式,必须在法院中进行较精密的处理。第三,定期巡回审判。 马锡五一刻也不离开群众，从一位民族主义者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这种公心和正义感也体现在马锡五后来的司法审判活动中。马锡五审判方式全面、深入、客观地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以公平和正义的方式，为旧日中国人民在黑暗之中点亮了一盏灯，缓释了部分矛盾，让民众有了盼头、有了希望、有了主心骨。 谢觉哉曾评价马锡五：“你做司法工作：能深入、能显出；既细致、又自然……见理明、方法对、党性坚。”这不仅是对马锡五个人的褒扬，也是对“马锡五审判方式”重要特点的高度概括。 （作者系新蒲京娱乐场8305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院长、研究生院副院长、法治学院教授，该文系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新蒲京娱乐场8305基层社会法律治理创新团队成果；新蒲京娱乐场8305教改重点项目XJY201803“红色基因融入本科实践教学的探索”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汪世荣：推动基层治理转型升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包括“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也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科学设计基层治理体系，优先提高基层治理水平，通过完善各类自治章程的方式，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推动基层治理转型升级，全面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对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重视自治章程建设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经过多年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效。随着社区建设的逐步推进，城乡社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自治组织建立和运行的法律依据是自治章程，虽然我国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但是大多数社区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自治章程。作为社会规范，自治章程不能通过中央或地方立法的形式完成，恰恰需要自治组织自身制定并监督实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深化，首先需要解决有章可循的问题。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不能代替村民、居民组织的自治章程。村民组织和居民组织作为自治单元，起草、通过并实施自治章程，是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实施的重要内容。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则是基层群众实施自治的组织形式，其本身并不解决自治事项和范围等问题。因此，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施，自治章程必不可少。自治章程是村民、居民会议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的实行村民、居民自治的基本规范。 “枫桥经验”重视自治章程的制定。枫桥镇陈家村的村民自治章程，详细规定了“村民权利与义务”“自治机构及其职权”“经济组织与财经事务”“道德组织与文化生活”“附则”5个部分。作为自治活动的基础规范，自治章程从宏观上构建了社区治理体系，并成为社区开展自治的依据。新时代，只有进一步完善自治章程，才能更好地实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升级转型。 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章程作用 城乡社区治理的依据，除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还需要详细的社会规范。加强社会规范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制度供给问题，才能为依法治理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除村民自治章程、居民自治章程、社区自治章程等总体性自治规范之外，各类社会组织都必须重视各类章程的建设，做到依章设立、依章运行。具体到社区治理，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社区自治组织，诸如社区医疗卫生组织、社区治安保卫组织、社区调解组织、社区文化组织、社区各类志愿组织，都必须依法登记，依法参与社区治理。 制定明确的章程，是各类社区自治组织成立的前提。社区组织能否发挥积极的社会治理作用，章程对社区组织目标、任务、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的约定非常关键。实践中，往往出现社区组织重登记但活动不规范的现象，主要原因是社区自治组织不重视章程的作用，在运行过程中背离了章程的规范，随意性较大，以致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因此，社区治理中最关键的是形成以村民、居民自治章程为中心的各类社会组织自治章程体系，并充分发挥章程的作用。对于社区组织而言，章程不仅是依法设立的基础，而且是依法活动的依据和指南。社区章程的完善，要重视组织成员的资格规定，重视成员的权利义务内容，重视章程的监督实施机制。只有高度重视社区章程体系建设，才能为社区自治组织“有章可循”、充分发挥作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凝聚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必须以全面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路径，发挥基层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尊重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社会治理共同体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必然要求社会治理实现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的负担。通过自治章程建设，明确自治组织的功能和自治事项，实现在党组织领导下基层群众的依法自治，推动社区高质量发展。 推动党委、政府和基层群众在社会治理中同心同向，形成合力。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社区医疗卫生、环境、治安乃至社区文化，都是社区居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大力推进社区治理升级转型，才能更好地提高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本文系新蒲京娱乐场8305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新蒲京娱乐场8305刑事法学院）

新蒲京人权研究中心参与承办“《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三十年：中国探索与经验”主题边会

7月14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届会议期间，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和新蒲京人权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三十年：中国探索与经验”主题边会在日内瓦举行，部分与会嘉宾在线上参会。有关专家就《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中国实践、生存权与发展权理念、人权的国际合作、少数群体权利保障等议题展开研讨。新蒲京人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钱锦宇教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哈冠群博士，人权研究中心讲师杨博文博士、倪文艳博士，人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姝琪参会。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鲁广锦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特别是把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与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努力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不仅符合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的发展，必将为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钱锦宇在发言中表示，单向度的西方人权文明一元论否定人权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人权文明发展的无限性。而人权文明的中国形态是人权文明多元论的具体表达与实践，其核心内涵是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以合作促发展，塑造人权文明多样性。 哈冠群认为，作为全球人权治理的中国方案，近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广泛深入的合作，成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生动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保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倪文艳认为，中国通过法律的完善和探索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制度以及法律和制度的有效实施，实现了对少数民族发展权的全面、实质、有效保护。 杨博文认为，人权的个体化保障模式不限于以司法方式保护人权，也不限定被保护者的资格。人民性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我国的诸多民生保障政策正是以体系化的方式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人权。 王姝琪认为，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是中国立法坚持以人为本、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生动体现。无障碍服务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是我国无障碍环境造福全社会的应有之义。 （供稿：人权研究中心）

新蒲京师生参加“第七届国际涅瓦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近日，由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北管理学院主办的“第七届国际涅瓦论坛”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俄罗斯在多极世界形成中的作用：挑战、机遇、前景、管理决策”。新蒲京师生代表近20人在线参会，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潘俊武、行政法学院周敏副教授、公安学院教师胡德葳、刑事法学院教师潘晨子、行政法学院教师雷苗苗作主题发言。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全球挑战与最佳实践”主论坛上，潘俊武作题为“高校法学教育的跨国合作和新发展趋势”主题发言。在“法律在塑造现代世界多极化中的角色”分论坛上，潘晨子、胡德葳、雷苗苗、周敏分别以“深度合成技术对网络安全的风险挑战与治理路径”“智能合约技术下虚拟货币诈骗的机理与证据运用”“比例原则在公民数据隐私权保护中的规范适用”“中俄行政诉讼法相关内容比较研究”为题作了发言。 “国际涅瓦论坛”是由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北管理学院牵头发起的国际性学术交流盛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七届，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塔吉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家的高校院所、科研机构和相关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受邀出席，该论坛致力于推动国家间、商界与民众、俄罗斯与外国学术群体间就当代国际社会焦点议题开展友好对话。 （供稿：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刘璞教授、康韩笑博士参加“教育法体系化与教育法典编纂”高峰学术论坛

6月30日，由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和教育立法研究基地主办的“教育法体系化与教育法典编纂”高峰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新蒲京教育立法研究基地执行主任、行政法学院刘璞教授及康韩笑博士参加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在主题报告一的研讨中，刘璞以“智慧教育时代受教育权内容、体系与教育立法价值取向的嬗变”为题展开发言，认为智慧教育时代的受教育权强调公平与优质并重，自由权属性更加彰显，未来教育立法需增加“数字教育接入机会权”“数字素养培养条件权”等内容。 在主题报告四的研讨中，康韩笑以“教育法法典化进程中<学位法>立法的现实诉求与实践进路”为题展开发言。她认为，在教育法典编纂的背景下，既要从单行立法的层面完善《学位法》，也要为未来《学位法》编入教育法典做好准备。 新蒲京娱乐场8305教育立法研究基地是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与新蒲京共建的省部级研究基地。自成立以来，基地向教育部政策法规司提交并采纳要报22篇，参加政策法规司组织的学术会议和工作会议28场，向地方政府部门提交并采纳资政要报2篇。未来，基地会继续立足于法学学科研究平台，充分挖掘教育与法律交叉学科的优势，积极服务于国家和地方教育法治建设工作。 【供稿：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

【西安发布】2022年中国传媒法治建设高峰论坛暨第六届“何微新闻奖”学术论坛在新蒲京娱乐场8305举行

11月20日记者获悉，2022年中国传媒法治建设高峰论坛暨第六届“何微新闻奖”学术论坛在新蒲京娱乐场8305长安校区举行。全国三十余所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资深教授、专家学者，来自新闻界和产业界的代表们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齐聚一堂，共襄盛会。 论坛开幕式上回顾了新蒲京娱乐场8305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沿革，介绍了近年来论坛聚焦学科前沿，推动学术研究的生动实践。新蒲京娱乐场8305党委副书记、校长范九利表示，此次论坛聚焦“媒介化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传承与实践创新”这一主题，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索与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扎根本来，走向未来。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聘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今年的“何微新闻奖”裂变为“何微新闻奖”学术论坛、何微法治新闻奖、法治新闻作品评选和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等多个板块，内容多元，富有张力，精彩纷呈。学术研究需要独立思考，更需要观点碰撞、思想激荡的彼此交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相聚在一起，探讨问题，交流心得，定能收获学术情谊。与会学者们纷纷表示，将总结法制新闻传播规律，促进更多新闻媒体创作优质法制新闻报道，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好中国法治声音。 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媒介化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传承与实践创新”这一主题，在传媒法治建设高峰论坛、法治新闻奖论坛、新闻传播学者论坛、研究生论坛等八个分论坛开展学术交流，涤荡新知。 新蒲京娱乐场8305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在办学中弘扬传承何微先生的教育理念和精神，坚持以法融新、法新结合，不断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与专业能力，培养出具有政治立场坚定，自身本领过硬的复合型新闻人才。新蒲京娱乐场8305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院长孙江教授谈到，本届论坛汇聚新闻传播学界业界专家于一堂，以思想之光照耀奋进之路，为广大青年学者搭建了交流学习的平台，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奋力开拓更加广阔的新闻天地。 （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任娜   新蒲京娱乐场8305供图）

王瀚教授、刘学文副教授应邀在“乌俄冲突下企业涉外经营风险应对研讨会”发表演讲

4月15日下午，永嘉信律师事务所举行“乌俄冲突下涉外企业经营安全与法律风险解析与应对研讨会”。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三秦学者”、新蒲京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丝绸之路”区域合作与发展法律研究院院长王瀚教授受邀作为主讲嘉宾参会。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学文也受邀发表演讲。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有来自省政府口岸办公室、省商务厅口岸处、陕西电子口岸公司、西安自贸港建设运营公司和新蒲京的嘉宾及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等30余人现场参会， 900余人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参会。 王瀚教授作为主讲嘉宾在正式演讲环节主讲了《乌俄冲突下中欧班列陆运安全与风险控制法律问题》。 刘学文副教授作了题为《乌俄冲突背景下跨境数字贸易和投资风险法律防控》的演讲。在互动交流阶段，新蒲京国际法学院周亚光副教授就乌俄冲突下中欧班列未来可能面临的数据安全风险、反垄断风险、运输合同违约风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供稿：国际法学院）

【人民政协报】朱彦、闫树军：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 滑田友致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领导的信函草稿 （滑田友家属提供）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施工时用的德立克起重机 朱彦 闫树军 1949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今天，每每翻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相关档案，关于这一伟大建筑论证、兴建、竣工等诸多细节，在所有公开的文章书籍、影视剧作、网络展现中，还有许多没有触及、没有披露、没有公开，本文作者以档案文献回溯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滑田友最先提议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 1949年9月23日，北平国立艺专教师滑田友先生，给当时北平市建设局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在天安门广场建一个雕塑建筑组合的纪念碑，并强调这一纪念碑应尽可能具有中国民族性的特点。 滑田友，1901年出生在江苏省淮阴县渔沟村。父亲是木匠，邻居是铜匠，从小对“艺术构架”有了不自主的熏陶。这为他考中江苏省第六师范的美术科打下了基础。1924年，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 1930年，滑田友带着他雕塑的他儿子头像原作，到南京拜会徐悲鸿。徐悲鸿非常认可他的作品，便将他的作品推荐给《良友画报》和《新闻报》发表。雕塑家江小鹣在报上看到滑田友的作品后，便请滑田友来当助手。1930年暑假起，滑田友正式开始了他的雕塑生涯。当年10月，滑田友协助江小鹣完成作品《孙中山像》，随后又协助江小鹣完成《武昌孙中山铜像》，矗立于武汉阅马场。 徐悲鸿要到法国筹备“中国近代绘画展览”，邀滑田友同行，协助组织展会，同时决定资助滑田友去法国留学。1933年1月28日，两人从上海赴法。在法国，滑田友又得到了冼星海的极大帮助。 1935年，滑田友进入巴黎儒里昂美术研究院，期间创作的作品，获得法国雕塑界的认可。从1936年开始，滑田友在法国春季沙龙上，获得雕塑作品铜奖，1941年获银奖，1943年获得最高荣誉——金奖。获得金奖后的滑田友，不再参加沙龙展，而是专心创作。主要创作了《母爱》《少年中国》等作品。 1948年1月28日，在法国生活了15年的滑田友，在徐悲鸿和吴作人的邀请下，携带大量作品回到祖国，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此时，滑田友纯熟地掌握了西洋技法，并运用“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创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月5日，华北人民政府将4月5日定为烈士节，通令在清明节隆重纪念烈士。在国立艺专任教的滑田友关注时事，以特别敏锐的思想，为北平的文化建设建言献策。他真切地感受到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每天都在发生新变化，而这和平的环境，人民生活的安宁，都是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生活安逸、享受和平的人民，要不忘先烈、不忘英雄。于是他想到了应当在北平这一昔日古都中，有一个特别的纪念性建筑、一个纪念场所，让后来人永不忘幸福生活是怎样来的。带着诸多的想法，他走遍了北平城，以艺术创作的眼光，最终认定在昔日的皇城的城楼前建一纪念性建筑物是妥切的。深思熟虑后的滑田友，提笔给当时北平建设局的领导写了封信。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北平、在天安门广场建一座有中国民族性特点的纪念物。 滑田友的建议，是目前已知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最早的建议与提案。 碑文形成于政协会议期间 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这是毛泽东主席一挥而就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在这155个字中，没有写中国共产党，没有写解放军，提到的是人民英雄，其中强调的是纪念为国家、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自由幸福而牺牲的人。 在正文114个字中，毛泽东主席以气势雄阔、历史厚重、高度概括、寄情深远、音调铿锵的语言特征，展现了一代伟人的熠熠文采。 起笔第一段29个字，第二段比第一段多一个字，共30个字，第三段最长，共55个字。这在文字排列上，瞬间就给人视觉的冲击，而语气的一句比一句加重，犹如涨潮大海，一浪高于一浪，磅礴气势冲到眼前。 不仅如此，从三年、三十年，一直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个重要时间点，让毛泽东的如椽大笔完整勾勒出来。这里的第三段，没有用一百零九年以来，完全体现了毛泽东主席深谙语言的极致运用。从逻辑上讲，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接下来，理应就是一百零九年以来。但毛泽东主席非常清楚对于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才能表达所蕴含的历史感与厚重感，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风云尽收。 我们再看整个碑文，毛泽东没有用标点，却又加上了“从那时起”4个字。整个碑文在简略精要中，惜墨如金。而在必须中，又要着意落笔。“从那时起”，就是一个特别的强调、承接。在整个碑文中，还连续用了三个“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一黄钟大吕的叠加，在纪念碑奠基现场，三个重音激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在天地之间，构成了难以复制的大音之美，昭示过去，又启示未来。 那毛泽东主席的这一碑文是何时构思的？是何时写就的呢？ 在中国共产党28年的革命中，毛泽东特别注重调查、注重总结，有时一语之言，振聋发聩；有时洋洋洒洒数万言，写下名篇专论专著；在重大的转折关头，还以诗词歌赋纪之。如今，革命成功，这一切都是先烈们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人民英雄们”五个顶天立地的大字，入脑记心。胜利后，革命成功后，更知人民是英雄、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这种基于书写在天地之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观与历史观，早就在毛泽东心中形成。所以当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向人民英雄致敬默哀时，毛泽东应该就已开始有了碑文的灵感。当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在政协会议的第三天出现时，毛泽东便在心中打好了腹稿。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将对先烈们的情感，全部融于笔端，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为熔铸着所有中国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怀念、缅怀、感念、追思、敬仰等各种情感于一体的碑文。 陈志敬镌刻奠基碑 毛主席要来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仪式，其最重要的活动是亲手为“奠基碑”填土。由此，赶制奠基碑成为最紧要的工作。 镌刻碑文是一门精细的艺术行业，它与普通的石工不同，与治印也不是一个行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镌刻碑文与古玩、文房四宝等行业一样集中在琉璃厂文化街。到1949年时琉璃厂只剩下以陈云亭名字为字号的唯一一家镌刻碑文的店铺。 陈云亭，别号寿石山房主人，河北定兴人，于民国初年设肆，名“陈云亭镌碑处”，其木匾为满人宝熙（瑞臣）所书。店铺开设在北京琉璃厂东门内路南261号。营业种类主要有：专刻墓志、碑铭、端砚、文玩，善摹秦汉印章，承办铜青、艾叶青、汉白玉各种细料。精拓蝉翼、乌金墓志碑铭，古今各式法帖。发售漂净朱砂印泥，紫、蓝、黄、黑各色印泥，经售鸡血、田黄、昌化、青田、新旧寿山石章，专刻金、玉、牙、石图章。 陈云亭1885年出生于镌刻世家。他的父亲陈仁山在清末同治、光绪年间是北京最著名的镌碑艺人，与之齐名的还有高学鸿、胡青等人。陈云亭自小酷爱书法艺术，有较好的书法功底，从少年时代起，便在北京琉璃厂跟父亲学习镌碑技艺。为了经常能够得到名师的指点，他结识了许多大书法家，如陈宝琛、宝熙、张伯英、寿石工、付增湘、钱来苏等人，逐步了解他们的书法特点，并且使其在镌刻和拓片中得到体现，而这些书法家也十分了解陈云亭的镌刻艺术水平，所以他们为别人书写碑文时，为了保证体现他们书法水平的本来面目，防止将碑文拿去找一般的石匠镌刻，往往指定去琉璃厂找陈云亭镌刻，或者直接在碑文中写上“陈云亭刻”。 1945年，陈云亭病故。由其三子陈志敬继续经营陈云亭镌碑处。他先后镌刻了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碑、袁崇焕祠重修碑记等作品。也就是说，是陈志敬制作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碑”。 1949年9月23日，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找到琉璃厂261号陈云亭镌碑处，他们请陈志敬刻一座碑，碑文由毛主席起草，文化名人叶恭绰书写，9月30日前务必完工。 陈志敬接到任务后，找来一块重达半吨的旧碑，碑身高1.7米，碑座65厘米高、100厘米宽、35厘米厚，艾青石制成。陈家老少齐动手，用一天时间对石碑重新进行加工。 24日，碑文送来。这字与1958年落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碑文相比多了五字——“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陈志敬日夜不停地刻了5天，155个字，每字是一寸大小的隶书。30日下午，陈志敬将石碑送到天安门广场。碑身没有立在碑座上，所以我们从当年留下的两张照片中，看到的是纪念碑的碑座。 我们以往都是以奠基的称谓，但对于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而言，是为“奠基碑”奠基，而不能说是“奠基石”奠基，更不能简化为“奠基”。因为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影像足以证实，是为“奠基碑”奠基。唯可惜，奠基碑的碑身在1950年时，移存在天安门广场千步廊西墙根处，后来则不知去向。值得庆幸的是，在1950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影像扎实地留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物证——纪念碑的碑座。 参加奠基的不是全体代表 在我们已出版的教科书和影视剧、电视纪录片中，多有这样的表述：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主席率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参加了奠基仪式。 但我们从当时留下不多的照片中，发现并不是全体代表，影像足以证明，第一张是“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第二张是“毛主席宣读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第三张是“毛主席执锨铲土表示对先烈的崇敬”，这几张照片里，没有刘少奇。 那刘少奇到底参没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呢？ 这个问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有明确记载：“本日会议的执行主席刘少奇、李立三、沙千里、梁希、盛丕华担任选举总监督……”这句话，说明刘少奇当时是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场里主持监、检票，没有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 又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明确记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是在会场选举投票后，利用检票时间，事先通过“办法和碑文”。 在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述：“这时已是黄昏，暮霭像烟雾一般笼罩在空中。”赵紫宸也回忆过:“我被邀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毛主席首先铲土放在碑基之上，我与数十人依次如法铲土。我不知何故，只有数十人随毛主席举行如此庄重的典礼。也许其他代表同时另有事务。” 这就说明，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不是所有与会代表都参加了。到底都谁参加了，一共多少人参加，谁没参加，仍需史信考据，更需档案文献佐证。 《哀乐》首次奏响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上，罗浪指挥华北军区乐团演奏了“风风铃”曲调的哀乐。在这以后，“风风铃”乐曲报中央政治局审阅后，被正式批准为典礼用乐曲。 “风风铃”是何种曲调？是谁创作的？ “风风铃”那低回悲哀的旋律，是由陕西民乐演化来的，它的诞生要归功于延安时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煤矿文工团著名作曲家刘炽收藏了一份关于“风风铃”的资料：在1942年春，延安鲁艺组织了一个“河防将士访问团”，赴驻延安附近的王震部慰问。此间，音乐界参加此行的作曲家刘炽、张鲁、关鹤童在演出间隙沿线采风。当他们来到米脂县时，请当地的著名唢呐艺人常峁演奏一些唢呐曲，在他吹奏的曲子中，有一曲民乐“风风铃”。 “风风铃”那悲壮、深情的旋律深深地吸引了三位作曲家，于是他们记下了“风风铃”独特的曲谱。这支乐曲采回来后，采集者根据其风格易名为《追悼曲》。在延安军民公祭刘志丹时，音乐工作者编配民乐谱，还填了歌词，临时命名为《公祭刘志丹》。 关于《哀乐》，华北军区乐团的指挥罗浪也有一种说法：《哀乐》源自流传于华北地区的一支民间唢呐曲，是他与张非、徐曙三人于1945年在晋察冀根据地采得。当时，罗浪等三人皆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所属的抗敌剧社音乐队骨干成员，罗浪本人担任指挥兼作曲。这一时期，音乐队来了个绰号“喇叭转”的民间唢呐艺人，此人为保定人氏，能同时吹奏数把唢呐，吹出种种花样，演出时颇受群众欢迎。在“喇叭转”演奏的曲目中，有一支婉转凄切的曲子，据本人说是专用于红白喜事，快节拍吹奏显得热闹，用于婚事；慢节拍吹奏转为哀婉，用于丧事。罗浪等人颇感兴趣，便记下了此曲乐谱。后来，由罗浪执笔将那支采得的唢呐曲进行改编，谱成乐队谱，并指挥乐队在祭奠仪式上如期演奏。 同一支《哀乐》，何以有不同的出处? 罗浪对此分析说：“说到底，这支曲子来自于我们民族的土地。”《哀乐》取材于华北地区民歌，且与地方戏曲有着一定渊源，其历史之久、流传地域之广，恐音乐史专家亦难以考证。在抗战后期，延安与晋察冀的文艺信息难以沟通，因此两地的音乐工作者分别采得此曲并改编《哀乐》，并非没有可能。 如果说《哀乐》原曲的采集者尚存争议的话，那么此曲最终被正式确定为国家典礼音乐却功非罗浪莫属。因为是他几经艺术加工成了《哀乐》，并让乐队学会了这一曲目的演奏。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多，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上。由40余人组成的军乐队吹奏出《哀乐》深沉凝重的第一个音符。 这是《哀乐》首次在国家典礼仪式上被采用，自此一直沿用至今。 （本文作者朱彦为新蒲京娱乐场8305教授、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出版】刘驰 乔丽雯：早期党报对青年宣传动员策略研究——以《向导》周报为例

近日，CSSCI来源期刊《中国出版》2021年第3期发表了我院副教授刘驰和2018级研究生乔丽雯合作撰写的《早期党报对青年宣传动员策略研究——以《向导》周报为例》论文。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报纸《向导》周报在其近五年的新闻实践中，认为该报以进步青年为宣传对象，逐渐形成了以宣传内容加强政治引导、以宣传风格强化传播效果、以多元年轻的宣传队伍扩大青年影响的宣传动员策略，成为我党早期宣传动员的重要平台，它不仅实现了对青年的政治鼓舞和思想引导，而且也为后来党报新闻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全文转载如下： 早期党报对青年宣传动员策略研究——以《向导》周报为例 刘驰 乔丽雯 新蒲京娱乐场8305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中国共产党早期报纸《向导》周报在其近五年的新闻实践中，以进步青年为宣传对象，逐渐形成了以宣传内容加强政治引导、以宣传风格强化传播效果、以多元年轻的宣传队伍扩大青年影响的宣传动员策略，成为党早期宣传动员的重要平台。它不仅实现了对青年的政治鼓舞和思想引导，而且也为后来党报新闻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向导》周报; 青年; 宣传动员; 策略; 基金：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延安时期报刊对党外人士宣传动员话语体系研究”（2018N07）阶段性研究成果; 《向导》周报(以下简称《向导》)是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1927年7月停刊。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央报刊中存在时间最长、出版连续性最持久的一份报纸，同《工人周刊》《劳动周刊》等刊物将读者群定位于工人、农民等社会劳苦大众不同，《向导》从创刊时，就将主要读者群选定在经历过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进步青年身上，紧密围绕党成立初期的主要任务，采取有效的宣传动员策略，充分发挥了政治动员功能，传播了党的政策主张，实现了对青年的政治鼓舞和思想动员，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它的宣传动员模式也奠定了后期党报舆论宣传的基本框架。本文以《向导》为研究对象，希冀从宣传动员策略的角度，为学界理解和认识早期党报的新闻实践提供蠡测之见。 一、《向导》对青年宣传策略的实践考察 《向导》作为早期党报的代表，在近五年的办报新闻实践中，结合党的路线和主张，积极进行了宣传策略的探索，形成了自身特色，为大革命时期党的政治宣传和思想引领作出了重要贡献。 1.坚持对青年政治引导 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通过纸媒宣传自己的主张。在此背景下，《向导》应运而生，它及时通过理论性和时政性为主的宣传内容承担起了对进步青年的政治引导任务。 加强党的理论宣传。《向导》特别重视对进步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和党的政策宣传，但是同《新青年》杂志对马列宣传方式不同，没有长篇累牍的发表纯理论文章，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和事实，有侧重地对马列主义部分内容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重点宣传。如对《向导》传播马克思主义内容进行统计，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文章约170篇，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区别的论述约30篇，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文章15篇。在党的政策宣传方面，自党的二大提出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后，《向导》除了全面系统介绍党的宗旨和性质，还与时俱进地将传播党的统一战线主张作为其宣传重心。为了使进步青年认识到国共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时期已经成熟，《向导》连续多期发表陈独秀、高君宇《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国民党是什么》《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等文章，分析国共两党可以联合的理论依据，引导进步青年理解和认同国共合作。为了加快推进国共第一次合作，《向导》还主动连续刊登有关国民党的消息，比如第48期《国民党改组宣言》、第50期《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等文章，使进步青年认识到国民党为国共合作所做的努力。 时政新闻报道。突出报道国内外时事动态，鼓舞青年士气，是宣传内容的一大特点。由于党成立初期受共产国际领导，因此《向导》发表了大量介绍苏联建设成果的文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第8、第9、第10期连续发表了《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祝海参崴工人》《新俄罗斯》等文章，总结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蔡和森也先后发表《国人对苏俄的同情》《苏俄在欧洲国际地位之复振》等文章，培养进步青年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革命感情。同时，《向导》也及时采写了大量国内外时政文章，从第4期《请看国际帝国主义怎么宰制中东路》到第47期《这又是美人对华人的亲善》，再到第173期《惨无人道英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向导》一直坚持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猛烈批判。尤其是“五卅惨案”发生后，《向导》在其第117～第121期共发表与惨案相关文章总计20篇，占到总发文量的一半以上。这些文章紧跟社会动态，向广大读者展现了民众的英勇与帝国主义的残暴，突显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宣传了党的形象，鼓舞了青年士气。 2.重视对青年宣传效果 为了突出宣传效果，《向导》通过构建批判性的话语和灵活性的议题设置，最大限度实现了热点议题聚集，扩大了《向导》的影响力。 构建批判性的话语风格。1923年，党中央对创办的各类机关报刊宣传定位作了进一步明确，《向导》与《新青年》不同，它是“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基于这一定位，批判性的语言风格就成为《向导》宣传话语的主色调，通过论战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同时以犀利的文字语言对各种破坏革命进程的主义派别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如对当时青年群体中存在的鼓吹成立联省自治政府的错误思想，《向导》第1期通讯稿《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就以犀利的语言批评到:“民主尚未成功，讨论自治政府纯属无病呻吟。”以此表明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在对以《努力周报》为代表的社会改革思想批判方面，《向导》连刊《真不愧好人奋斗》等文进行批判，第12期《今日政潮的内幕》更是用讽刺的语言说到:“王阁除了进行卖国借款，……连个治安警察条例都不能取消……都不值得我们丝毫同情”。《向导》这种结合具体事件构建的批判式话语风格无疑适合趋新崇洋而又急进的知识青年的胃口，吸引了青年的围观和关注。 实现灵活性的议题设置。《向导》随时根据形势任务机动灵活进行议题设置，是它宣传策略的一大特色。《向导》根据热点问题经常出版特刊，先后出版了北京政变、俄国十月革命、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和三周年、上海市民纪念五卅运动等特刊。这些专号内容具体集中，政策理论性强，容易引起热点议题效应，引起青年关注，使宣传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时，根据宣传工作重点，在报纸版面和栏目创新上做了很多工作，从第1期到第6期没有进行栏目细化，都是传统的介绍国内外时事热点方面的理论文章。从第7期开始就增加了《时事短评》和《读者之声》两个专栏，从第25期开始又设置了《中国一周》与《世界一周》两个专栏，按照中国和世界史门类分类对热点进行介绍。后又在第55期将两个栏目整合为“时事评论”。而且《向导》还先后专门开辟了《寸铁》《外患日志》和《读者之声》等栏目，这些专栏刊登一些短小精悍的文章，其内容大多一针见血，评论入木三分。实现了“中国每次事件发生时，政治舆论界总是倾听《向导》的声音，它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大影响，对国民党也有很大影响”。 3.构建年轻多元的宣传队伍 构建了一支多元化和年轻化的编辑作者队伍，扩大对进步青年的影响力，是《向导》宣传策略又一大亮点。其宣传队伍成员大多是当时进步青年的领袖，具有很强的号召力。除了陈独秀，报纸编辑和文章作者等宣传骨干都是20～30岁之间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些还有留学经历。中央早期领导人中，陈独秀是筹办《向导》的核心人物，也是发文最多的作者，同时也是《寸铁》专栏的主要撰写人，在总201期中，有155期刊登过他的文章。除了使用“独秀”署名，他也使用过田诚、只眼、石庵等笔名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和介绍国内外时事政策文章。李大钊(笔名CT)、周恩来、李立三等其他党的领导人也都积极在《向导》上发表文章，他们主动结合热点问题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传播。除了27岁的蔡和森、30岁的彭述之和28岁的瞿秋白三任主编，《向导》还有高君宇、张太雷等主要撰稿人，虽然他们每个人文章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凭借年轻的激情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信仰，写就了大量国内外革命形势的评论文章，在进步青年中引起了共鸣，激励着每一个进步中国青年学生。 《向导》不仅有年轻的编辑会成员，而且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共各地方领导人也成为宣传的骨干，体现了宣传队伍的多元化。这些人主要是《向导》《通信》和《时评短评》栏目撰稿人。《通信》专栏主要介绍各地政治形势热点事件和地方写给中央的报告性文件，如第140期刊发了罗敬的《北京民众反段运动与国民党右派破坏阴谋》和罗夫的《赵恒惕专制下的民众》，也有国外分支的来信，134期刊发了健一的《德国无产阶级与五卅运动(柏林通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以孙铎为笔名在《向导》先后发表《中国劳动群众的觉醒》《吴佩孚和陈炯明》《外国资本家对孙中山的劝告》等10多篇文章。维经斯基和萨罗耶夫等人也在《向导》上发表过文章。这些文章都对中国革命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向导》对青年宣传策略的历史经验 在波澜壮丽的社会变革中，《向导》等纸质媒介作为重要平台，承担了叙述和建构党的生动影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职能。总结《向导》的新闻实践，可以得出以下历史经验。 1.坚守原则，积极发挥政治宣传优势 党报的原则就是党性原则，党性原则要求党报必须捍卫党的纲领方针，按照党的精神工作。《向导》在通讯稿《敬告本报读者》中郑重申明，《向导》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机关报，也是中国民众的喉舌。鲜明表达了其党性立场。回顾《向导》的创办史，不仅充分发挥了舆论宣传作用，而且也为后期党报“党性”原则和“政治家办报”工作方式的形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向导》第一任主编蔡和森认为报刊宣传是党的事业重要部分，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一切报道都不能违反党的原则和政策。因此，《向导》实行了严格的稿件内容审核制度，由编辑和主编对刊发内容进行全面审核，从制度上杜绝刊载争论学说和与党的方针相矛盾的文章。《向导》的历任主编和编辑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和深厚的文字功力，能严格按照党的会议精神，结合国内外时事、准确及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的主张，充分担当了舆论引导的角色。当时的 《新青年》《前锋》等其他相关报刊均以《向导》的态度为标尺，充分体现了《向导》的政策理论水平和政治引导能力。 2.创新变革，主动顺应宣传形势变化 《向导》创刊时，其发行范围由最初的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四地，逐渐延伸到了大部分的大中城市，甚至巴黎和柏林都设有分售处。巅峰时发行多至3万余份。这在以卖报纸为筹措发行主要经费渠道的报纸来讲尤为不易，显示了《向导》良好的群众基础和超强的影响力。能取得如此的成绩，原因之一就是其勇于创新的办刊思路，能随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宣传策略。在《向导》创办之时，就认真总结《新青年》纯理论文章较多，青年学生阅读兴趣缺乏的情况，将党的理论宣传融入时事政治的报道中，突出新闻评论和热点分析，成功吸引了进步青年的注意力。同时，为了形成热点聚焦，及时主动进行议题设计，对重要事件和纪念日采取特刊集中连续报道，持续形成舆论宣传攻势，强化了宣传效果，揭起了宣传高潮。栏目设计编排方面更是多次创新变革，比如《时事短评》很多栏目都经过了整改、拆分或重组，做到栏目虽变但吸引青年关注不变。甚至为了强化与读者的互动，增加了《各地通讯》《读者之声》等栏目，同时将读者好的意见和建议在刊物中刊登，提升了读者参与度，扩大了影响力。纵观《向导》的发展史，可以说，其主动顺应形势变化，创新变革的历史，真正实现了在创新变革中增强宣传效果，传播党的声音的政治功能。 3.准确定位，实现进步青年精准传播 精准传播是针对大众传播而言的，是指传播目的明确化和传播对象的精确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深刻认识到“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向导》创刊后，就将主要的宣传对象定位为进步青年。实际上，由于当时《新青年》杂志经常因故拖期，对进步青年的宣传任务最终由《向导》承担。从《向导》的办报实践可知，无论是信息推送、栏目编排、宣传话语、内容设计和编辑队伍，都全方位对接了进步青年的各项需要，实现了对青年群体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的主张的精准转播，如其在语言选择上，没有采用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和完全乡土化的口语，大多采用马克思主义、不合作运动、自治政府等一些书面化的语言，受过初级知识教育的进步青年都能看懂。除了通过宣传报道影响进步青年，《向导》编辑们也不定期地到各个学校和工厂组织宣传活动，解答进步青年的思想困惑，在进步青年中影响很大。受它启发，一大批如《觉悟》等早期党团报刊转变办刊思路，创新手段和方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主张;大量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书信等多种形式与编辑部联系，讨论社会问题，发表相关文章。如郭寿生等《烟台调查》文章就被连续四期刊登。同时，《向导》也成为早期很多党团组织的指导读物，1925年龙启炎在广西梧州建立当地第一个共青团组织时，就将其列为组织宣传马列主义重要的必读革命刊物之一。 三、结语 《向导》作为中共办报史上的最初尝试，它不仅为后续《红色中华》和《解放日报》等党报新闻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对后期党报办报原则、办报方针及党报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1.坚持党性原则 《向导》在办报中逐渐形成的党性原则是党报发展的不变之魂。党报内容权威性就来源于其作为党的宣传喉舌，能及时传递党的声音。内容价值是党报品牌价值的生动体现，在传播多元化的今天，党报要继续发挥品牌价值，就应将传播党的精神风貌和政策理论作为首要任务，秉承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和使命担当的职业厚度，发挥引领社会、凝聚人心的作用。 2.保持创新本色 《向导》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宣传风格和理念的创新变革史。从栏目设计调整到宣传语言变化突出体现了这一特质。现在党报面临“宣传组织型”到“新闻舆论型”转变要求，媒介传播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更应不断突出创新本色，语言风格既要观点鲜明，也要质朴生动，在浅显易懂的语言中宣传党的理论;同时在宣传手段上要创新数字化等传播载体，顺应传媒格局新变化，增强党报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3.贯彻群众路线 《向导》能在青年中取得广泛认可度和影响力，关键在于贯彻了群众路线，贴近了青年群体，党报在改革中应坚持已经形成的“人民性”特色。既要找准自己的目标群体，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同时应主动走进目标群体，真正做到宣传对象在哪里，宣传动员触角就延伸至哪里，切实提高党报的公信力和引导力，真正发挥好党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